台灣表演藝術是否仍舊迷人？這個問題一拋出，楊其文開始談起浸淫多年的表演藝術脈絡，並展開龐大敘事。這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新任董事長非典型政務官，在台灣表演藝術圈罕見地擁有創作、教育與治理三方經歷，從劇場設計、建築人、北藝大校長一路到掌舵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旗下三館一團包括：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高雄衛武營、國家交響樂團），他如何在有限資源、行政制度與國際競爭中找到新的戰場與新價值，透過楊其文的治理視角，我們或許預先窺見台灣表演藝術的下一步。
台灣表演藝術界中獨特的存在
一頭招牌的性格白髮，眼神裡有著實踐者的精準與劇場人的狂放，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如今掌舵台灣表演藝術的最高殿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浸淫大半輩子的表演藝術，楊其文在推動校務、對外交流特別積極 ，原本就熟稔產官學體制，走到現在的治理者角色或許並不意外。
外界經常好奇，一個劇場人如何走入公務體系的沉重框架？坐在國表藝辦公室裡，楊其文點破藝術治理的本質。他以劇場後台前台調度光影、人員控場的情境為例，那種把眾人節奏調整成同步同頻，在他手中是一種藝術，劇場人的感性瞬間轉譯成一套國家級文化治理語言。制度該如何走事務才能順暢推動，資源該如何分配才能把科技藝術變成台灣優勢？本土文化又該如何真正走進大眾日常.....這些都是楊其文每日的思考題。
規矩是拿來做事的
從「被制度規範」的創作者到「制定」規則的掌舵者，楊其文的治理風格沒有新官上任的煙硝，反而有種沉穩的老練。「很多人一接職務會新官上任三把火、推翻前人，我從來不這樣做。」楊其文說，現有的年度計劃在執行，就應該尊重體制把它執行完，不要因人設事。他到國表藝兩個多月，沒換過人，在他眼裡，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就能做事。」
建築講求結構與永恆，而劇場追求瞬間與重生，楊其文將這兩種看似衝突的DNA揉雜在管理哲學裡。對他而言，制度不該是僵化的死水，而是因應時代變動的有機體。「規範或準則是拿來『做事』，不是拿來『礙事』的。」楊其文直言，當制度不合時宜，自然需要去鬆動或重新修正，但前提端看一切是否合理公平。
Source：國家兩廳院
他調度下轄的三館一團（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NSO國家交響樂團）也自有原則，楊其文讓地方場館既保有在地特色，又能在國際化上建立共同執行的核心邏輯。過去台灣引進一個國際節目，往往在台北兩廳院演完就拍拍屁股走了，在楊其文看來，那叫資源浪費。他大力推動「三館共製」與巡迴串聯：「如果台北演完、台中演、高雄演，國際旅運費就省下來了，只有島內的交通成本，南部或中部的觀眾不需要再大老遠跑到台北看戲，區域均衡就做到了。」
以曾就任的北藝大來說，則是一個提供養分的平台的學術場域，「學生進來像一張白紙，學校負責讓他們吸收色彩、開枝散葉，考量的是師資與國際教育。但現在到國表藝中心不同，需要思維轉換，因為我們既是資源的分配者，也是資源的執行者，甚至也是民眾的服務者。」他如何看待資源分配的順序，在這看似繁華、有時卻高度邊緣的表演藝術生態中，為這一代以及新一代，甚至台灣表演文化找出路？
在有限的麵包裡，分出尊嚴與未来
藝術的理想很豐滿，但現實的資源往往骨感，在資源永遠不夠分配的生態裡，如何定義公平？楊其文心裡的尺非常清晰要以「本業優先」。什麼是本業？資源劃分為兩大區塊，一是支持新生代與實驗性的當代創作，二是支持成熟團隊的經典再現，「創作，就是必須一直做的本業」，他的遠見帶著浪漫，「許多當代作品在二、三十年後，到下個世紀可能就會被淘汰、或過時，但不做ˇ當代，就永遠沒有機會創造經典，創作一定要持續。」而面對經典作品，任務是不斷讓它重新浮上檯面，重新被檢視、被看見。「這樣新舊之間才有交流、過渡與傳承，藝術創作的環境才會正向循環。」
至於外界對兩廳院場地資源是否集中特定人脈、或者「北藝大幫」權力核心的質疑，楊其文回答得坦然，尤其現在的國表藝評審機制已完面去人情化，「審查制度大家都清楚，說誰認識誰都沒用，然後抱怨歸抱怨，仍然要照制度走。評審交由各專業領域的老師把關，把走後門的路堵死，務必做到公平。」但他心裡明白，補助的餅就這麼大，加上實驗劇場的預算和場地，一年裡能分配的就是這麼多，永遠不夠。
「身為董事長，我的任務是想辦法去要更多的資源。」這是一場耐力賽，他必須跟掌握預算的上級醞釀、溝通，等到時機到來，會有機會在音樂廳大森林蓋全新的表演館場嗎？計畫書、評鑑報告都準備好了，就等一個水到渠成的時機，楊其文說。
拆台後的殘酷：
產業不該只靠「18歲的勇氣」
談到台灣的劇場勞動環境，楊其文的語調中有一份前輩的疼惜，「我最欽佩的就是念藝術的學生，一般18歲的孩子還不太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但藝術學院的孩子在他最精華的18歲年紀，已經立志走戲劇、劇場設計、音樂或舞蹈。」他說。「面對世俗眼中『沒有前途』、不賺錢的行業，他們在這裡投注了所有的生命和時間，這需要很大的勇氣。」然而，僅憑勇氣並不足以支撐藝術家在現實世界裡體面地活著。畢業進入劇場後，年輕人迎面撞上的是高度不穩定的職涯，以及台灣特有的高密度、快節奏裝台與演出文化。
楊其文說，全世界幾乎只有兩廳院是禮拜五演出、禮拜六演早晚兩場、禮拜天演下午場，然後禮拜天晚上六、七點演出一結束，立刻連夜拆台。「因為半夜下一檔的舞台車就要進來，禮拜一裝舞台和燈光，禮拜三、四彩排走位，禮拜五又要演出了。」他對比國外百老匯或耶魯大學劇場的運作模式，一齣戲可以演好幾年，演出前甚至有兩個禮拜的「試演」，讓演員在舞台上熟悉環境，「台灣演員往往是舞台都還沒摸熟，就必須上台演出了，演完還沒熟悉，檔期就結束了。」
在這樣快節奏的壓縮與耗損下，台灣劇場人還能迸發驚人的生存韌性，他舉例王偉忠全民大劇團、吳念真編導的綠光劇團《人間條件》、明華園戲劇總團的孫翠鳳，都讓大家看見台灣表演藝術與常民生活結合後的巨大能量和潛力。
台灣科技藝術「因禍得福」？
Source：雲門
當世界的目光現在都在看台灣的科技輸出，但楊其文想的，是如何把台灣的「文化動能」輸出。台灣的科技藝術，如今能走在國際前列，除了長年是國家研究發展重點外，楊其文透露，這背後還藏有一段「因禍得福」的前言。「過去許多小劇團負擔不起複雜、耗費大量人工的實體舞台，再加上『禮拜五裝台、禮拜天拆台』的快節奏，於是大量運用影像多媒體來當作替代方案， 後來當全球開始流行科技藝術如AR/VR時，台灣早已練兵多年，豐富的應用經驗，加上島內世界級的科技產業資源支援，反而成了最有底氣的創作基底。
這就是他眼中台灣人最無可取代的特質：像水一樣的靈活性與轉換能力。「我一直認爲台灣現在是歷史上最好的年代，世界不能只看見台灣的科技，台灣的藝術文化動能也要輸出，這也是我的心願。台灣人的轉換能力、靈活性是全世界第一，這就是我們的獨特優勢。」
白沙屯到台灣文化「護國神山」
source：大甲鎮瀾宮
然而藝術要走得遠，終究要回答「觀眾在哪裡」這一題。楊其文觀察，與歐洲國家相比台灣社會的忙碌程度是影響精緻表演藝術普及的因素之一。「人們一離開大學進入職場，就進入忙錄迴圈，下班後看難有看表演的習慣和心情，更現實的，是相約看戲的開銷和時間成本。」在預算有限下，一般大眾傾向優先選擇有名氣有口碑的國外經典團體，這讓本土劇場的邊界更難打破。
但劇場的邊界打不開，並不代表台灣民間沒有文化能量。今年親自參加了白沙屯媽祖遶境的楊其文，深深被沿途香燈腳與自動發物資的民眾深深震撼，「那種民間溫暖與分享的巨大能量，全世界只有台灣有。」他回憶過去2009年高雄世運開幕，北藝大把「電音三太子」編排進表演，一炮而紅，越在地，越國際，也讓國外媒體留下深刻印象。
他堅信這種地方信仰、宗教文化與現代藝術碰撞出來的特殊IP，才是台灣文化真正能影響世界的文化力量。楊其文心中盤算著，怎樣把這樣的深刻的民間能量、文化現象、與土地記憶緊密結合的特殊藝術IP輸出，雖然一切都還在初步構思階段，但要在鄰近友好國家移植複製台灣文化經驗，也非完全不可能。
帶著同理心，在體制內找出通路
掌舵國表藝，面對的不僅是藝術家、表演團隊，在我們想像不到之處，還有排山倒海的複雜行政事務，節目企劃到技術部門，台前台後，要跨部門協調，「一個表演場館的治理其實相當複雜。」
法規的繁瑣、資金通膨、產業之間的擠壓與競爭，都是下一個十年的限制。但楊其文不悲觀。帶著同理心，去面對各種問題」，直接處理，「能做的要趕快做」，最後楊其文送了我們這句話。台灣這座地殼變動、地震頻繁的島嶼，造就了台灣人遇到阻礙轉頭就能找出通路的超彈性。他也正試圖在國表藝這座巨大的母艦裡，幫小劇團統合技術，幫三館一團調配資源，用最靈活的手段在有限的體制裡，為台灣裝配出一座能夠航向世界的文化舞台。
Source：Bella儂儂／Y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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